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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一挖，即便是见惯了贪腐、经手过无数大案的东厂中人，也个个心惊肉跳，后背发凉。

    最先浮出水面的，便是震惊朝野的两淮盐运大案。

    两淮盐运使、盐茶道官员、扬州及周边府县官吏、江南十大盐商，上下勾结，里应外合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贪腐链条。盐运使收受盐商巨额贿赂，私自放宽盐引限额，默许盐商私晒私卖私盐，偷税漏税；盐茶道官员负责查验盐货，却与盐商串通一气，虚报产量、隐瞒销量，将大量官盐化为私盐，牟取暴利；地方府县官吏充当保护伞，对盐商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，甚至帮忙遮掩，从中分润好处。

    东厂密探历经十余日的暗查，核对了数十年的盐引底册、民间私盐流通记录、盐商账户往来，终于算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：整整二十年，这群人联手偷漏的盐税，高达一千三百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一千三百万两，这是何等惊人的巨款！这笔本该流入国库、用于边防军饷、赈灾济民、修缮河道的银子，却被他们尽数瓜分。盐商们用赃银购置万顷良田，修建极尽奢华的园林别院，豢养数千私兵，横行乡里；官吏们用赃银贿赂京中权贵，谋求升迁，买田置地，奢靡无度；他们甚至用赃银私铸兵器，囤积粮草，暗藏异心，早已不把朝廷律法放在眼里。

    紧接着，漕运的黑幕也被彻底揭开。

    漕运总督、沿河各府兵备道官员、漕运水帮把头、漕商巨头，连成了一条死死吸附在朝廷身上的吸血链条。南粮北运，是大明的生命线，可从江南装船的粮食，沿途经过数十个关卡，每一关都要被克扣一层，漕官贪一点，把头拿一点，兵卒分一点，十石粮食从江南出发，历经千里漕运，抵达京师时，竟只剩下四五石，其余尽数被这些人私吞，或是变卖，或是囤积，流入私囊。

    朝廷每年都会拨下巨额修河银、护漕银，用于疏通河道、修缮漕船、维护漕运安全，可这笔银子，九成以上都被漕运总督与沿河官吏瓜分。河道年久失修，淤泥堆积，每逢雨季便溃决泛滥，淹没良田，毁坏村落；漕船常年不修缮，破旧不堪，航行途中屡屡失事，粮食货物沉入河中，损失惨重，可负责漕运的官员们，却年年靠着这笔银子大发横财，对百姓的疾苦、朝廷的危机视而不见。

    而最让王承恩感到绝望的，是第三桩查实的罪案——江南贪腐网络，竟直通京中皇亲、勋贵、宗室。

    江南半数以上的世家大族，都与京中勋贵、皇亲国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或是联姻通婚，儿女亲家；或是结党营私，利益共享；或是分赃合作，互相庇护。江南的世家与盐商在地方敛财，便会将大半利益输送给京中的靠山，京中权贵则在朝堂之上为他们说话，遮掩罪行，抵制朝廷的清查。上有京中权贵罩着，中有地方官吏扛着，下有富商世家顶着，这群人便有恃无恐，敢明目张胆地贪掉朝廷所有的税收，敢把江南变成法外之地。

    这早已不是简单的官员贪腐，而是一个架空朝廷、把持天下财赋、威胁王朝统治的庞大利益集团，他们蚕食着大明的根基，吸食着国家的血脉，是大明身上最致命的烂疮。

    短短半月时间，东厂搜集到的罪证，包括账册、供词、密信、往来票据、田产契约、盐引存根，堆满了东厂行辕整整三间屋子，摞起来比人还要高。负责核算的东厂官吏，连夜清点预估抄家所得，最终算出的数字，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：仅扬州一地，可抄出的赃银、田产、商铺、珠宝折算，便超过两千万两白银，这相当于整整三年的大明国库总收入！

    王承恩独自一人坐在案前，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罪证，指尖抚过那些写满贪腐细节的纸页，全身都控制不住地发颤。他伴驾多年，深知朝廷的窘迫，国库常年空虚，军饷拖欠，北方边境战事吃紧，各地灾荒不断，朝廷连赈灾的银子都拿不出来，可江南一地，竟藏着如此惊人的财富，全都是被这些蛀虫贪墨的国帑民脂。

    可他不敢有丝毫擅自做主的念头。

    他比谁都清楚，这些罪证牵连的人，上至京中宗室、勋贵、阁部大臣，下至地方官吏、盐商、把头，人数多达数百人，遍布江南与京城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动其中一个，就会牵扯出一串；动一串，就会波及一片；动一片，就可能动摇江南半壁江山。这些人手握财富、人脉，甚至私兵，一旦被逼急了，抱团反抗，激起兵变、民乱，刚刚在崇祯帝手中稳住局势的大明，很可能再次陷入动荡，甚至有倾覆之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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